走在重庆图书馆古籍修复中心，一张红色的长案，针、木槌、裁纸刀......在上面一字排开，许彤便坐在长案旁，埋首故纸残页之间。她全神贯注、动作极轻，隔远了看，仿佛被按下暂停的静止画面。

古籍，浸染了岁月的痕迹，是文化存在过的证明。

1912年之前的图书都称为古籍。和人一样，古籍因为“年事已高”或保存不当等原因，出现损毁，需要修复人员进行抢救修复。

作为重庆图书馆古籍修复组的工作人员之一，许彤修复了《骆成骧殿试卷》《七佛圣教序》《古今图书集成》等数百部古籍。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彤有一块心病：太多的古籍等待抢救，但修复的人又太少。以重庆图书馆为例，目前古籍修复组的工作成员有11人，而古籍则达43万册。许彤常想，这些书，她和同事一辈子都修不完。

修复古籍不单单是一项技术活，需要经过拆书修复、压平、修剪等二十余道工序；更是个对耐心、细心考研都极大的活儿，如果碰到损毁严重的古籍，工程更加繁琐，许彤曾花了整整半年，才修补好清代拓本《米氏祠堂帖》其中一本。

即便面对这份几乎无法完成的大工程，许彤也未曾气馁。因为经她修补过的古籍，能再活两百年，“能多修一些，总比不去做好，”她坦然道。

像许彤一样的修书人，以书为媒，与几百年前的人文历史隔空对话。

古籍修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以前，随着技艺发展细化，逐渐衍生出以京、津、鲁为主的北派和以沪、苏、扬、蜀为代表的南派，而重庆地区属于南派分支。

许彤认为，古籍修复的理想状态，就是用做那本书时同样的材料与方法去修。古籍太老，留给后人创新的空间很小，一些没经过论证的新材料，她不敢用。所以，技术上谨守南派修复的细腻精致，坚持使用传统手工纸和自制工具。

长时间伏案工作，让许彤和同事患上不同程度的职业病。这些职业病，更像是修复古籍的“行规后遗症”。

修复古籍时，为避免呼出的气影响古籍，所以戴着口罩；古籍的纸张薄如蝉翼，为避免汗水黏起书页，手臂轻放轻抬；由于古籍上的字小，且褪色，在修复时，眼睛和古籍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飞蚊症也爬上了眼球；长期伏案工作，颈椎病、腰间盘突出也伴随而来......

许彤说，在修复的时候，全身心都是为书服务的，全神贯注，想不到其他。这份精细又辛苦的工作，若磨练不出耐性，就修不好书，救不活文化。

修复古籍是一门精细活，一名成熟的修复师往往需要经过十几年的磨练才能熟练地掌握这门技术。这也导致学习这门技术的人不多。

1986年，许彤来到到重庆图书馆从事期刊工作。“那个时候，古籍修复是一门很小众的职业。”许彤说，直到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始实施，全国第一期古籍修复培训班招生，从小对手工活儿极有兴趣的许彤主动申请报了名，争取到重庆唯一一个名额，开启了她的古籍修复之路。

2013年，机缘巧合下，她拜入南派古籍修复大师赵嘉福门下。相比于师父那一代人，许彤觉得，自己还是赶上了好时候。

“社会观念正在转变，从小众到大众，越来越多关注到这个行业。”许彤说，关注度带来的好处是，热爱这行的年轻人变得多起来了。如今，重庆师范大学等高校都开设了古籍修复相关的课程。

让许彤欣慰的是，她门下的徒弟也渐渐多起来，“经过多年学习，他们将独当一面。”

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对古籍修复也越来越重视，古籍进校园、进商圈、进社区等活动都逐渐常态化开展起来，“在培养古籍修复人才的同时，让这项古老的技艺得以延续。”

在人类所有的奋斗中，惟有书籍最能经受岁月的磨蚀，唯有知识是不朽的。“古籍，是每个时代的生命，我们应该挽救它。”许彤说。

当古籍修复师这个队伍不断壮大，或许，不久后的一天，躺在重庆图书馆的那43万本古籍，终将得以重生。

记者 秦思思/文 受访者/图 林楠/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