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沈刚

摩崖石刻，指的是在山崖石壁上镌刻的文字或图案，起源于远古时代的一种记事方式，盛行于北朝时期，直至隋唐以及宋元以后连绵不断。古人为了使石刻文字具有更大规模，更能存世久远，而又能避免开采和运输的困难，于是就利用某些山间较为平整的崖壁、山坡、石坪，代替人工所开采的碑料，创造了摩崖石刻书法这一艺术门类。

唐宋时期的钓鱼山是合州著名的石佛道场，曾以精美绝伦的佛教摩崖造像驰名巴渝。在钓鱼城，遍布着历代的摩崖石刻，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史料价值 。如今，当我们面对这些珍贵的摩崖石刻时，仿佛能听到那些石头在唱歌。它们唱的是历史的沧桑，是文化的厚重，是民族的记忆，是艺术的魅力。

所谓钓鱼城摩崖石刻“三绝”，是指钓鱼山摩崖题刻中的佛号大字题刻、“一卧千古”题刻、“钓鱼城”题刻。此三者并称钓鱼城“摩崖三绝”。

佛号大字题刻，在护国寺前钓鱼台右下侧离地表2.16米的岩壁上。面西。摩崖高3.4米，宽2.6米，面积8.84平方米。上有楷书、线刻“三尊”（即：阿弥陀佛、释迦佛、弥勒佛）佛号3行共12字。文曰，“无量寿佛、释迦文佛、弥勒尊佛”。每字高0.8米，宽0.7米，为北宋著名文学家石曼卿手书。

佛号题刻原本刻在合州治东、钓鱼山江对岸的龟山寺内。隆兴二年（1164年），丁觉知合州，乾道元年（1165年）以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石延年（字曼卿）墨书“三佛大字”真迹交于石照县尉文焘，命其刻于钓鱼山岩壁之上（乾道改元正月¨日）。大字径尺余，大气磅礴，述过去、现在、未来三佛之典故。该佛号摩崖笔力遒劲，法度森严，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石延年（994年～1041年），字曼卿，一字安仁，号芙蓉仙人，宋州宋城县（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祖籍幽州。北宋大臣、文学家、书法家，太常博士石补之的儿子。

宋真宗时，授三班奉职，历任右班殿直、太常寺太祝。宋仁宗即位后，出知济州金乡县，通判乾宁军、永静军，入直集贤院，上书请求还政，出任海州通判，累迁太子中允、秘阁校理。康定初年（1040年），朝廷用兵西夏，与吴遵路奉使河东路。康定二年（1041年），去世， [10]时年四十八。

石延年尚气节，纵酒不羁，善笔札，体兼颜柳。工诗，诗风豪放奇峭，长于叙事，为欧阳修所推崇。其《寄尹师鲁》诗，被誉为“词意深美”。朱熹称赞其《筹笔驿》《曹太尉西征》《金乡张氏园亭》等诗，“格调雄豪，法度方严缜密”，著有《石曼卿诗集》。

石曼卿“怀才不遇，嗜饮自放，奇篇宝墨多得于醉中”。宋朱长文《墨池编》云：“曼卿正书入妙品……尝舣舟于泗洲之龟山，寺僧请题壁傍殿榜，乃剧醉卷毡而书，一挥而三榜成。使善书者虽累旬月构思以为之，亦不能及也。”此处所书的就是三佛名大字，这十二字在北宋就是赫赫有名的书迹，当时就有张耒写了《石曼卿三佛名大字》诗称赞：石公神仙狂，脱落隐诗酒。余情到翰墨，落笔闻宇宙。

张耒（lěi）（1054年—1114年），字文潜，号柯山，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州市）人。北宋时期大臣、文学家。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张耒考中进士，任临淮主簿。元祐元年（1086年），通过制科考试，授著作郎、秘书丞、史馆检讨。绍圣元年（1094年），授直龙图阁学士、知润州。宋徽宗初，拜太常少卿，列入元祐党籍，数遭贬谪，晚居陈州，自称宛丘先生。政和四年（1114年），张耒去世，享年六十一岁。

张耒诗学于白居易、张籍，成为苏门四学士（秦观、黄庭坚、张耒、晁补之）中，辞世最晚而受唐音影响最深的人。诗风平易舒坦，不尚雕琢，粗疏草率；其词香浓婉约，风格与柳永、秦观相近。代表作有《少年游》《风流子》等，著有《柯山集》《宛丘集》《柯山诗余》。

“一卧千古”题刻，位于钓鱼城悬空卧佛旁，碑面高0.74米，宽2.73米，面积2.02平方米，上有楷书、阴刻“一卧千古”四个大字，每字字径0.65米，为南宋著名学者王休手书，以佛教为题材，刻于卧佛头部上端岩壁上，字迹墨气浓重，笔道老练，而体姿秀美，章法结构洋溢着韵律之美，其题刻笔力雄健，气势不凡，与钓鱼城的悬空卧佛相得益彰，成为钓鱼城摩崖题刻中的经典之作，令观者无不为之赞叹。

卧佛，即侧躺或者侧卧的佛像。《大唐西域记》中说：释迦牟尼在拘尸那揭罗国收了最后一个弟子善贤之后，便“入寂灭乐，于双树间北首而卧”。人参悲戚，感叹大觉世尊将寂灭，众生福尽。释迦牟尼便“右胁卧狮子床”安慰大家。这情景便是后来的卧佛形象。

悬空卧佛在护国寺前钓鱼台右侧不远处的崖壁上，是创作于唐代的一尊巨型石刻，是钓鱼城佛教文化极盛时期的代表作品，古代石刻艺术的精华。钓鱼城悬空卧佛系创作于唐代的一尊巨型石刻。佛像就一尊悬空的崖壁凿成，身长11米，肩宽2.2米，着双领下垂袈裟，头为高肉髻，两耳间距1.8米，赤足，双脚宽1.2米。它背北面南，头西脚东，袒胸露肌，面形丰满，端庄慈祥，情态自然，是一幅构图严谨，比例匀称，既有大刀阔斧、雄伟壮观，又有精雕细琢、娓娓动人的摩崖造像。

卧佛，佛家称之为“释迦涅槃圣迹图”，即：佛祖释迦牟尼逝世——佛教谓“入灭”“圆寂”时的场景。“涅槃”是佛教全部修行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意思是大彻大悟，坚定永恒，能使人从“生死的此岸”渡到“不生不灭的彼岸”。一般指熄灭生死轮回而后获得的一种解脱。小乘佛教以“涅槃”为彻底死亡的代称，大乘佛教把“涅槃”说成是成佛的标志。在佛教经论和佛教艺术中，对“涅槃”都不厌其烦地阐述其意义，表现其形象。因此可说，“涅槃” 图像是佛教艺术中一种古老而又常见的题材。

钓鱼城悬空卧佛凿刻在钓鱼台西侧24米处的山崖上，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30°00′17.7″，东经106°18′30.2″，高程约369米，方向191°。距地表2米，身下为一道高0.3～0.6米，深为3～5米，且贯通了整个崖壁的缝穴，由此呈现出造像凭虚而卧的奇观，给人以佛祖渐渐升腾，飘然而去，但又难以言说的动感，出神入化地展示了祖释迦牟尼涅槃时的情景。

钓鱼城卧佛凭虚而卧之奇观为国内罕见，充分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极其精湛的艺术造诣。他“圆头方趾与人同”。侧卧在千尺峭岩之上，脚边“古洞流泉”。潺潺细流，环境清爽幽雅。

《涅槃经》云：“如来背痛，于双树间北首而卧。”故后之图绘者为此像。晋庾公尝入佛图，见卧佛，曰：“此子疲于津梁。”于时以为名言。清代诗人胡德琳游览到此，触景生情，写下了“千尺高岩瀑布流，振衣五月讶深秋。莫言此子津梁倦，卧听沧江日夜流” 的诗句。

王休为南宋庆元（1195）进士，以文学著称一时，金石文皆长。他的题书摩崖在钓鱼山上有两处，一是在卧佛崖右侧石壁 上，为“一卧千古”四字。另一处位于千佛崖右侧石壁上，为“山人足鱼”四字，均为径尺楷书，深刻而成，不易风化，至今风韵犹存。

“山人足鱼”题刻位于千佛岩右侧离地表2.8米的峭壁上，为南宋学者王休手笔。碑面高0.76米、宽2.9米，面积约2.2平方米，字径0.5米。楷书，阴刻。

“山人足鱼”出自《荀子·王制》：“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斩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意思是湖边打鱼的人会有足够的木材，山上伐木的人会有足够的鲜鱼；农民不砍削、不烧窑冶炼而有足够的器具，工匠、商人不种地而有足够的粮食。表达了古人对于自然和谐共生和职业分工的理解。

山人足鱼还与钓鱼城的得名有关：远古时代，洪水泛滥，民众逃到山上避难，饥饿难耐之际，巨神从天而降，立于山顶的巨大石头之上，手持长竿，从嘉陵江中钓起新鲜的鱼，以解百姓饥馑。人们感念巨神救命之恩，将山顶巨石称作“钓鱼台”，山也因此得名“钓鱼山”。尽管洪水泛滥，百姓居山之巅，濒临死亡，却有神仙庇佑，持长竿以钓鲜鱼拯救百姓，可谓山中百姓有充足的鲜鱼。

没想到的是六十几年后（1259年），钓鱼城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蒙哥大汗御驾亲征钓鱼城，被炮风所伤，殒命钓鱼城。据《合州志》《无名氏记》记载，宋蒙钓鱼城之战中，有人曾命人从大天池中“取鱼二尾，重三十斤，蒸面饼数百”送到蒙古军中，说：“尔北兵可烹鲜食饼。再守十年，亦不可得也。”这尽管是王坚的攻心战术，但也印证了山人足鱼之说，尽管钓鱼城在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十四品天池仍然可以棹舟举网，生活富足，春则出屯田野，以耕以耘；秋则运粮运薪，以战以守。可谓：“有田可耕，有薪可樵，有江可渔，有处可学，有城可守。”

“钓鱼城”题刻，碑面高0.96米，宽2.4米，面积2.1平方米。“钓鱼城”三字字径0.7米，为清代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时任合州州尉的会稽（今浙江山阴县）人沈怀瑗手书。该题刻为护国寺僧一清泐（lè，同“勒”，雕刻）石，刻艺精湛，再现了作者“笔锋俊逸酣沉”的神韵。

《合川县志》载：沈怀瑗，字方泉，浙江山阴县人（浙江省绍兴市），以俊秀纳粟为监生，加捐州吏目，乾隆四十二年，选授合州吏目。怀瑗性潇洒，喜吟咏，工书法。喜与文学士周旋，所至留题，或乞为榜署，亦欣然书予之，然不喜欢干预州署公事，亦不受人请托，州人士及官吏皆敬重焉。现钓鱼城护国门前石壁题刻“钓鱼城”，出自其手。存诗《步陈砚斋太守韵》云：岘首凭高处，双江合汇流。孤城犹屹峙，战垒已全收。邈矣王张绩，雄哉琎璞谋。明林崇令典，肸飧妥春秋。

（本文作者为全国散文学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合川区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