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仍把四川视为第二故乡，对四川广大父老乡亲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已故史学大家章开沅亲笔回忆录《凡人琐事：我的回忆》（以下简称《凡人琐事》）日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书中，他如此深情地表达对四川的眷恋。

事实上，铭刻在章老心底的四川记忆，源自抗战时期他在重庆的8年旅居。1937年底，他随父母避战乱自长江来渝。他在重庆上学、当兵，为了生计，还曾上川江运粮船打杂，去粮食仓库抄写公文。他在重庆感悟到“社会本身就是一本大书”，年逾九旬仍念叨“重庆、江津、铜梁的一草一木能引发许多回忆。”

“章开沅先生与重庆的缘分在新中国成立后还在延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先生多次莅临重庆考察访问，指导重庆史学发展。”2月16日，重庆市重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周勇教授对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说，今天重庆的中国近现代史领军学者，几乎都在章开沅先生的教诲和学术熏陶中受惠过。

艰难入渝，遭遇亲人先后故去

章开沅1926年出生于安徽芜湖，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作为中国近代史学领军人物，在辛亥革命等研究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2021年，95岁的章开沅逝世，《凡人琐事》正是他生前亲自撰写的自传。洋洋洒洒60余万字，既是一部宏大的百年生命史，也折射了百年来中国历史剧变中几代知识分子的际遇。

与重庆的缘分始于1937年冬天。战火袭来，章开沅父母带着一家八口离开祖居四代的芜湖，开始艰难的内迁。这是一趟“国破家亡，生离死别”的逃亡。他们先从芜湖乘木船到长江，换乘汽轮到了汉口，滞留数日得以挤上民生公司客船，穿越三峡，颠沛流离，终于在重庆朝天门码头上岸，投奔已先行一年来渝的姨父母一家。

“重庆是一个风景雄奇秀美的山城，又是长江上游最大的商埠。”虽然对重庆第一印象不错，但来到重庆不到半年，章开沅就经历了亲人先后故去的灾难：先是不满8岁的六弟因病去世，不久年过八旬的外婆病逝，接着他自己又突患恶疾险些丧命，等到他治疗康复回家，生于逃难路上还在襁褓中的八弟又突然夭折……

一连串打击让“家中已近乎山穷水尽”，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国立九中在重庆江津招生的消息传来，对章家来说“真是如同绝处逢生”。“把孩子们全部送到江津读书……这是我们全家的唯一出路。”他写道。

求学江津，难忘田园牧歌式的童年

去国立九中是章开沅独自在外地读书与生活的开始，“从此不仅离别了老家，而且离别了关系最为亲密的父母。就我个人而言，从此整整八年未能再与父母见面。”因为父亲工作调动，父母很快离开重庆去了江西。

国立九中是1938年秋国民政府教育部为收容逃难来渝的皖籍学生而组建的，位于江津德感坝。章开沅和姐姐、三哥被送往该校就读。自传中，他用大量的篇幅、深情的笔触回忆了江津那段“田园牧歌式的童年”。

他回忆，校本部借用了当地士绅兴建的至善图书馆，当年本地士绅集资购书，利用道观建立大型公共图书馆，如今又以大局为重，无偿地慷慨出借办学，“可见当地精英人士的见识非凡，亦可见江津文风之盛。”初二分校则借用了一所祠堂，把祠堂提供给流亡学生办学“是四川人的宽厚仁慈”，对他们则是“大恩大德”。

虽然来江津之前遭遇不幸，但多彩的求学生活很快抚平了章开沅的内心。他跟着一批名师潜心读书，也收获了同学的友谊。闲暇时光，他和同学在附近山林寻觅桃花源，去江边游泳，去小溪摸鱼。他记得四川农村有春季“偷青”、深秋果园开园的习俗，记得赶场日熙攘的画面，记得担担面、红油抄手、粉蒸排骨，记得茶馆里不加茶叶的开水叫“玻璃”，记得茶馆“幺师”的服务技巧以及与茶客的谐趣互动……所以，尽管也曾经历两次退学风波，但，“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偏僻、贫困、闭塞但却充满人性温暖的环境中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

浪迹川江，在社会的大书中思考人生

1943年，章开沅因故被迫从国立九中肄业。无奈之下，他先是投奔在歌乐山深处的医专读书的大哥，不久转到青木关外一所专门收容流亡学生的专修班学习会计。他在那里大量阅读了托尔斯泰等俄国作家的名作，对人道主义有了更深刻了解，在那里的大半年，是一段“颇能使我感到满足与幸福的乡居时光”。

然而好景不长，入读未满一年，章开沅再次被开除。他被迫回到重庆市区，就在不知何去何从之际，同学把他介绍给朝天门码头一位粮船押运员，他得以在船上打杂并看管粮食，这是他“进入社会并自谋生计的开端”。

那时章开沅刚满18岁，孤身进入社会，内心难免惶惶不安。他随押运员押送两船大米自重庆赴泸州，浪迹江上，感受世态炎凉，却也有幸与善良的驾长成为忘年交。老驾长向他分享了人生经验，“我不完全同意驾长的诚恳规劝，却为他所描述的社会深层的阴暗与险恶感到极端震惊。”

历经万难，总算圆满。回到朝门天码头，章开沅被大哥安排去粮食仓库做抄写工作，薪金丰厚，他也有了一间竹木结构的简易吊脚楼宿舍，可以在业余时间静心读书写作。他开始思考之前的曲折，意识到“社会本身就是一本大书，一本无字而更为丰富且纷繁的大书”。后来，他响应号召投笔从戎，去铜梁参训，并在那里迎接了抗战胜利。1946年退伍后，他在重庆复兴关短暂进修，随后保送进入南京金陵大学历史系，就此告别重庆。

专家声音

他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与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2021年5月，章开沅在武汉辞世，消息传来，远在重庆的周勇十分悲痛，“我当时在朋友圈写下，‘沉痛悼念章开沅先生！章开沅先生是可以称为‘先生’而永垂不朽的！当年有幸讨教先生，得益太多！今成永诀，先生音容笑貌尤在眼前！’”他说。

周勇介绍，章老除了抗战期间曾在重庆求学、当兵外，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还多次来重庆考察访问，指导重庆史学发展：20世纪80年代，他指导过重庆辛亥革命史研究和近代重庆城市史研究； 2006年以后，他直接指导了“重庆大轰炸调查研究”工作，为《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史料丛书》作序；2008年以后，他直接指导了“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和建设工程”，亲自担任国家出版基金首批重大项目《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丛书》（100卷）总主编，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与建设做了重要贡献。

“今天重庆的中国近现代史领军人物，几乎都受到过章开沅先生的教诲和学术熏陶。”周勇记得，2014年4月23日，由章开沅任总主编，自己任副总主编的《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100卷）编纂完成，并已出版了80余部，“我曾专程前往华中师范大学拜访章先生，汇报丛书编纂情况，他很满意，并就最后部分书稿提出了意见和建议。那时88岁的他身体硬朗，思维敏捷，谈锋甚健，嘱咐甚殷，让我们如坐春风。”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