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自古爱嘉陵，江水秋来分外青。江有石门相对立，石门近处是沙坪……”

抗战时期，一名跟随中央大学西迁至重庆的学生吴锡泽，曾试图用一首长诗，向人们介绍一个叫“沙坪”的地方。

“沙坪”在哪儿？又有何不同？

从狭义上讲，这是一块位于歌乐山东麓、嘉陵江西岸的台地。因自江中或岸边仰望它，形似高台，被生活在江边的居民唤为“坪”；而自山上俯视低处，可见一块平坝凹于山下，又被高山居民称为“坝”，于是渐渐就有了“沙坪坝”这个名字。

但若从广义上讲，“沙坪坝”，应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多义词”。

在当地人眼中，这里是莘莘学子追求向往的求学之地，是众多革命志士艰苦奋战的斗争之地，是引领重庆对外交往的开放之地。

在慕名而来的游客眼中，这里有白公馆、渣滓洞所在的那座名山胜地歌乐山，还有曾经商贸云集、如今万头攒动的千年古镇磁器口。

而今再要介绍沙坪坝，厚度似乎还要增加一些：它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始发地，是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领头雁”，是西部（重庆）科学城主阵地，是重庆科教文卫大区……

它，传悠悠文脉，文韵绵长；守红岩魂脉，浩气长存；搏开放动脉，阔步向前，可谓一“脉”相承，方兴未艾。

传“文”脉

“沙坪学灯”耀千秋

一条短短不过数百米的街巷上，小学、中学、大学等在内的优质教育资源配置齐全，这在沙坪坝区，并不是一件稀罕事。

37岁的曹煜曾，曾经就生活在这样的街巷——建筑巷里。

刚上小学那会儿，曹煜曾常听长辈们说，只要够努力，能在家门口“从小学到大”。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曹煜曾一路从沙坪坝小学，成功升入重庆市第七中学校，最后顺利毕业于重庆大学，成为巷子里的“本地学子”。

这一声称谓，是鼓励，也是肯定，更是居住在建筑巷的居民们心中的骄傲。

始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建筑巷，位于沙坪坝街道，因为周边学校密集，被不少学生誉为“文化传承之路”。

聊到“文化传承之路”，曹煜曾翻开手机，在置顶的微信讨论群里，向我们展示着几乎不曾间断的浓厚学习氛围。如今的他，经常被学弟学妹邀请回母校，参加各类话题的研讨。

每一次讨论，都让曹煜曾坚信，沙坪坝之所以能成为全市教育强区，不仅与学子们自身的努力分不开，也得益于那段因地势条件让教育资源汇聚的历史。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华对中国教育资源造成了巨大破坏，是人类文明史上极罕见、极野蛮的一段历史。”说起当时国内被迫进行超大规模教育西迁的缘由，曹煜曾愤慨不已。

为谋求各级教育的安全，保存中国教育的命脉实力，1937年9月，国内沿海各公私立学校迁移至内地办学，拉开了教育大迁移的序幕。

“彼时的沙坪坝，由于背靠歌乐山，位置隐蔽，成了一些高校的西迁落址地。”曹煜曾的讲述，得到了长年研究沙坪坝历史的廖庆渝的证实。

现年73岁的廖庆渝，研究重庆抗战史近40年，是土生土长的歌乐山人。

在他的书柜中，发黄的报纸、缺角的书本、破损的相片……无不记录着珍贵的历史，他一直小心地收藏着。

“重庆是抗战大后方，而沙坪坝则是重要腹地。”廖庆渝指着一沓略厚的图册说，当时，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乘专机回南京途中，因大雾天气迫降重庆。其间，他来到沙坪坝，看到这里水陆双通，绿荫遮掩，不由怦然心动，认为这依山傍水的地形，正是天然的防御之地，若将学校迁至此处，正合适。

于是，一番论证后，1937年11月，中央大学西迁四川，于重庆沙坪坝松林坡建立新址。由于途中携带的图书、仪器、标本等物资需要一起装船，直到1938年11月才抵达重庆。迁渝后，中央大学先借助歌乐山脚下的重庆大学校址复课。

随着一些高校的迁入，沙坪坝很快就聚集了大批学校和文化名人。

学校多、书店多，文化名人云集，学子激情高涨。

1938年2月6日，重庆大学倡议成立“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这是沙坪坝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文化区”的概念。后来，由于沙坪坝与磁器口紧邻，“沙坪文化区”逐渐被人们叫成“沙磁文化区”。

学府林立、校舍相望，莘莘学子挑灯夜读，让这片文化之地闪耀着熠熠光芒。这独特的文化现象，成了后来家喻户晓的“沙坪学灯”。

“‘沙坪学灯’成为‘沙磁文化’的形象表达，它不仅彰显着浓厚的学习氛围和强烈的爱国热情，更为抗战大后方高高树起一面文化旗帜，奠定了沙坪坝教育强区的基础。”廖庆渝感慨。

文化薪火、校园相传，以文化人、传道授业。

2003年，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在歌乐山西麓建设重庆大学城，贯穿歌乐山的隧道被打通。自此，大学城与沙磁文化发源地相融通。

如今，在这片教育底蕴深厚、资源富集的土地上，各类教育机构林立：重庆大学、陆军军医大学等驻区高校达十余所；重庆市第一中学校、重庆市南开中学校等中小学校100余所；还有重庆被批准设立为直辖市后，依然选择留在重庆的四川外国语大学。

文脉滋润、资源富集，让沙坪坝在教育的路上走出更坚实的步伐：“教共体”让孩子充分享受优质教育；“育苗计划”“雏鹰计划”等，提升学生人文底蕴、实践创新等核心素养；“人工智能+教育”行动，优化了现有的数字化教学环境和设施设备；产教融合的畅通，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在区转化落地……

以文载道，教育强区，名副其实。

守“魂”脉

红岩之魂存万古

要了解沙坪坝，还绕不开重庆人精神世界里的一座丰碑——歌乐山。

在廖庆渝的陪伴下，我们从四川外国语大学后山出发，沿着小川东路古道一路向上，感受这座挺拔的“红色”山峰。

土地革命时期，生于歌乐山的喻克由，把家乡作为传播革命思想、发展革命力量的基地，在高店子创建了沙坪坝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支部；全民族抗战时期，曾在歌乐山上就学的大批进步人士，以笔为戎，大力宣扬爱国主义；解放战争时期，歌乐山下的白公馆、渣滓洞成为关押爱国志士的魔窟，种种酷刑折磨都击不垮江竹筠等革命志士的钢铁意志，他们用鲜血留下了宝贵的“狱中八条”……

廖庆渝打开了话匣子，“我对沙坪坝文史的兴趣和研究，就起源于这里的红色故事。”

听着这些讲述，那些曾经在歌乐山上奏响的救亡图存强音，仿佛又一次回荡在山间。

“小时候，学校附近有座墓，墓碑上写着‘黄细亚’和‘聂晶’两个名字。”走进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廖庆渝想起两位烈士的故事。

起初，廖庆渝并未留意这座墓碑的意义，直到从医后，常常听到本地一些老人讨论歌乐山上关押革命志士的故事，记忆中墓碑上的名字又冒了出来。他再也忍不住探寻的欲望，到处翻阅资料，感觉这两个人应是红岩革命烈士。

为进一步求证，廖庆渝查阅了由现代重庆现代革命史资料丛书编委会、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展览馆编著的《英烈颂》，书中详细记录了黄细亚的生平经历以及她写的诗。

“黄细亚曾在沙坪坝境内求学，在校期间加入由中共四川党组织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积极为党工作。她以《西南风晚报》记者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中，不幸被捕最后英勇就义。”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副研究馆员王晓园证实了黄细亚的生平事迹，这让廖庆渝更加坚信，歌乐山之所以走出重庆而为亿万国人所敬仰，正是因为它永不褪色的革命底色，和传承至今的红色血脉。

聆听故事的路上，我们遇到一对父女正徒步登山。父亲李昊见我们摊开笔记本站在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前，便凑近说了一句，“在这儿徒步，会有一种不停向前的驱动力”。

这句话，让我们热血沸腾。

我们认真记下这句话，廖庆渝也赶紧拿出手机拍照留存。“我还有一张珍贵的图。”话音未落，一段摘抄跃然眼前：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4月在重庆考察工作期间提到，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

英雄，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人，他们凝结成的红岩精神，让歌乐山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紧密相连。于是，这座山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也不再只是一座普通的高山，它是英雄辈出的高山，是中国人敬仰的高山。

也因如此，无数青年正被吸引来到这一红岩精神发祥地，感悟这份尊崇与敬仰。

26岁的蒋莉在重庆1949大剧院看完大型红色舞台剧《重庆·1949》后，在座位前接过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随即又与身边人一起，托举传递给了后面座位的观众。

“没人预告会有这样的互动，但每个人好像都知道该怎么做。”蒋莉一直站在座位前，注视着眼前这象征着胜利的一幕，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是她第一次沉浸式体验那段峥嵘岁月，第一次“亲眼看到”那段浸满鲜血的悲壮历史，第一次真正感悟永焕光彩的红岩精神。

“让青年一代追忆革命历史，感悟红色文化，是我们不懈的追求。”王晓园告诉我们，一系列的展览，可以让文物叙事，让历史说话；而多形态的呈现方式，更能让红色资源“动起来”、红岩教育“灵起来”、红色基因“活起来”。

于是，在这片热土上，随处可见独具辨识度的“思政+”活动：“小萝卜头”大课堂让孩子们拥有一场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立德童剧”创演项目让学生把思想政治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红岩讲堂”共育项目在区内实现全覆盖建设……

冠红岩之名，铸红岩之魂。

今天的沙坪坝，接过历史的接力棒，肩负起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昂首阔步，继续前行。

搏“动”脉

内畅外联贯八方

文化源远流长，发展跌宕起伏。

除了“教育”和“红岩”，这块“平坝”还用坚韧不屈、奋勇向前的姿态，向我们展示了不“躺平”的一面：依托地理优势，抢抓时代机遇，成为“内畅外联”的中心，内陆开放的高地。

团结村站，就是最好的见证。

走进沙坪坝团结村铁路集装箱中心站，目光所及，一派热闹景象——卡车有序通行，集装箱堆积如山，龙门吊起落不停……

“2005年12月28日，我国西部最大的集装箱中心站——重庆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在我区土主镇奠基。”高泽泉抖了抖发黄报纸上的灰尘，言语中有说不尽的骄傲。

作为曾经土主街道（原土主镇）四塘村的党总支书记，高泽泉在父辈的影响下，收藏过许多有关沙坪坝地域的发展资料。也因此，他一路见证了沙坪坝从两山之间的槽谷走向联通世界的开放潮头。

新中国成立后，为促进我国中西部地区之间的联系，襄渝铁路应运而生。由于地势开阔平坦，线路铺通到重庆境内时，一个名为“团结村（火车）站”的停靠站点，落址在土主镇的土地上。

这对当时的重庆，意义极其深远。

在旧中国沿海出现铁路几十年后，地处内陆的重庆仍然没有一条干线铁路。自1952年起，成渝、川黔、襄渝3条铁路在重庆相继开通，揭开了重庆铁路建设的序幕。而作为“三线建设”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襄渝铁路在重庆的铺通，不仅缩短了重庆与首都北京的时空距离，更是有力支持了西南内陆腹地的开发开放。

1975年，团结村（火车）站正式开通运营。很多村民从这里起步，走出了村，甚至走出了重庆。

如今搬回土主街道惠民小区居住的熊祥伯，他的生活就曾因铁轨的延伸而受益。彼时，20岁出头的他，依靠团结村（火车）站有了更好的生计——拔鹅绒。

每天下午，上百只鹅在火车靠站的几分钟内被成捆扔下火车，熊祥伯和同伴们当晚的任务就是将所有鹅的绒毛拔下，装入袋，再借助第二天上午的班次运往四川成都等地。

10年时间，熊祥伯靠此养活了一家人，翻修了小楼，后来还踏上火车到外地务工，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红火。

那个时候，团结村（火车）站成了重庆人家喻户晓的“出门路”。

200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决定在重庆选址，建立国家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几经论证后，团结村（火车）站被确定为最优地点，这条“出门路”再次声名远播。

升级中心站，火车在这里便不再是简单的停靠。

2011年3月19日，首趟中欧班列（渝新欧），从团结村站出发，驶向德国的杜伊斯堡。江彤作为首发司机，每每谈起这趟班列的意义，他总是心潮澎湃。

“带着‘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出国门，又激动又自豪。”江彤的喜悦，溢于言表，因为这并不仅仅是一趟带着中国商品走向世界的班列，它的开行，意味着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正在不断深化。

此后，声声汽笛不时划破这里的宁静，物流的畅通也带来了人流的涌动。

土主街道的居民王三，在距离团结村站约两公里的民心路上，开了一家饭店“红灯笼”。近十年的经营，让他店里的食客从附近的居民延伸到南来北往的商人，他时常赞叹，“生活广阔，眼界开阔”。

小时候的王三，因为交通的便利，成了外乡同龄朋友眼中“可以坐火车的人”；长大后的王三，又因为物流的便利，成了食客朋友口中“可以回家就业的人”。

道路通，百业兴。中欧班列的开行，让一个西部小镇开始拔节生长。

2007年，依托团结村站和兴隆场编组站，重庆正式设立重庆西部物流园（现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成为我国南向西向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枢纽。

是什么原因，让沙坪坝几次三番“挑”起了承担重大交通项目建设的重任？

“得益于地势平坦。自古以来，沙坪坝就兼有水陆交通之便，嘉陵江水道和多条古道均从这里过境。”从高泽泉胸有成竹的语气和那些厚厚叠叠的文献里，可以看到，古时这块地势开阔之地，沿着嘉陵江，可上溯至川北乃至陕甘，下可经长江出三峡、入大海，而通过正西、西北、正北三条石板大道，又可将重庆与川中、川西和川北各地串联起来，可谓很早就得地利之便，处于重庆对外交往的前沿。

天宽地阔，大气自成。

今日的沙坪坝，再次站在了共建“一带一路”时代机遇前沿，搭起了四向通道出海的世界舞台。从这里出发，向东，渝甬班列直抵宁波舟山港；向西，中欧班列（渝新欧）直达欧洲；向北，渝满俄班列跨越中蒙俄经济走廊；向南，西部陆海新通道通达东南亚。

一个小站的成长壮大，改变了重庆“一江碧水向东流”的运输格局，也让沙坪坝担负起重庆辐射整个西部、连接中亚和欧洲的重要物流枢纽重任，见证重庆开放大通道的不断拓展。

学灯不灭，弦歌不辍。面对新时代赋予的新机遇，底蕴厚重的沙坪坝承接过往，踌躇满志向未来，以全方位的开放态势和务实高效的行动，助力重庆加快打造内陆开放国际合作引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