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伯友   张天强

摘要：抗战文献的国际交流合作，是我国抗战文献资源建设工作的重要途径和必然趋势。为实现抗战文献国际合作工作的稳定性、持续性和可操作性，有必要探索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合作模式。在总结我国图书馆界前期相关工作实践和相关案例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六种基本合作模式，并逐一分析其特点，试图为我国抗战文献资源建设提供有益探索和借鉴。

关键词：抗战文献  国际合作、编目、购买、交换、捐赠托管

抗战文献国际合作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文献资源的整合、开发与利用。在此过程中，为保证合作工作持续、稳定、和有效地开展，有必要建立一套双方认可、操作性强、具有约束力的机制，即建立一套适用的国际合作模式。合作机制的建立，既是保障每一项具体任务顺利进行的操作规范，也是实现抗战文献国际交流合作的有效途径；具体到每一项合作任务，至于采取何种形式，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执行主体的地位、合作平台的大小、基金储备的多少、文献规模的多寡以及前期交流合作程度等诸多因素。根据国家图书馆、重庆图书馆、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中心（以下简称“抗战文献中心”）等机构工作实践和问卷调查分析，并借鉴和研究民国文献和古籍等专题文献的国际交流合作模式，笔者拟提炼以下六种基本模式，以便学（业）界在合作实践和学理研究时参考。

1 合作编制文献总目

抗战文献，是一类客观存在的专题历史文献资料，它承载着其它任何一类文献所无法替代的历史信息。七十多年以来，关于“抗战文献”的概念及其内涵与外延，学界尚无定论，逞论共识。截至当下，在业界也尚未出版一部完整反映国内抗战文献典藏现状的书目或著作，更没有一套相对独立的编目标准和体例。这不能不说，是学（业）界的一大缺憾。

但是，关于抗战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业界却从未间断。根据笔者目力所及，早在1938年西南联大与北平图书馆就联合成立“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开始推动抗战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工作。至1946年6月，西南联大复员北归时，至少著录有《抗战书目提要》1种、《战事史料集刊》（含丛刊）10余种、《各战区资料长编》14种、《抗战论文索引》3万余条、分类剪贴报纸50大箱等抗战文献初步索引资料。上世纪50年代，重庆图书馆开始整理其馆藏抗战文献，先后于1957、1958年完成《重庆图书馆馆藏抗战时期出版图书书目》第一、二辑和《重庆图书馆馆藏旧期刊目录》等抗战文献基础索引的编写工作；1984年，按《刘国钧分类法》完成馆藏抗战版图书27,710种，60,041册的分编和分库典藏工作；2009年重庆图书馆启动“抗战文献中心建设”工作，其基础工作就是普查全市抗战文献典藏情况，并于2011年公开出版了最终成果——《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联合目录》。这些工作，虽然所处时代不同，形式和途径各异，但其内容却趋同，并在一定范围内取得相当成效，为联合编制抗战文献总目工作，提供了前期基础和有益借鉴。

据笔者近八年的海内外实地调研结果看，目前国内抗战文献主要典藏机构对文献的整理、编目和典藏等处理方式，大致分为三类：第一、通行做法是将其混编、混藏在民国文献目录中。如《民国时期总书目》（20卷），将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重庆图书馆典藏的战时出版图书收录在册；同时，《总书目》又将战时“期刊”、“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图书”和“外国驻华使馆等机构印行的图书”等文献排除在外。第二、部分机构将其独立编目和典藏。如自上世纪80年代始，重庆图书馆将其相关文献按照《刘国钧分类法》独立编目和典藏；2009年“抗战文献中心”开始编制分类体例和技术标准，以便普查全市重点典藏机构相关档案、文物和文献；2011年，最终以图书、期刊、报纸、图纸四类基本文献为著录基础，形成《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联合目录》，推动重庆市范围内抗战文献独立编目和典藏工作。第三、有少数机构基于抗战文献的历史价值、装帧形式、典藏规模和保存条件等现实因素考量，直接将其归类于“新善本”或“古籍”，并加以编目和典藏。更有甚者，将之直接归类到地方文献。

在海外，“抗战文献”的概念对其学（业）界而言，更是陌生，遑论理解其的内涵与外延。据笔者掌握的情况看，目前海外抗战文献具有典藏规模大、分布区域广、语言种类多、载体形式多样、归类标准极不统一等五大特点。通常情况下，海外抗战文献分为中文文献和西文文献两大类。中文文献，一般又按照其本体形式分为图书、期刊、手稿、信函、札记、图片和影像等类别，并分散于各自机构的不同部（室），诸如美国国会图书馆“东亚部”、“手稿部”，“音像部”、“图片部”等部（室）均有相关文献典藏。至于西文文献的本体分类，那就更是千差万别，加之著录方式迥异等实际情况，为抗战文献的交流合作，尤其是合作开发与利用，平添了不少困难和障碍。

基于以上调研结论，为促进和推动抗战文献国际交流合作工作，第一步应该是，从宏观上把握海内外相关文献的总体概况和分布态势，而编制联合总目录又是实现摸清文献基本情况的基础。因此，规范抗战文献的归类依据及著录标准、实现分目录交换和联合总目编制，以至建立总目录数据库等工作，是奠定抗战文献国际合作的主要步骤和必经途径。

1.1 统一文献归类依据及著录标准

抗战文献的归类依据及著录标准，应以中国通行规范为主导，可以参照“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 (以下简称“CADAL”)项目执行中，规范中外文献典藏机构联合编目的著录要素标准等较为成熟的案例，制订统一标准，供海内外各典藏机构参照，或派专业编目人员前往协助编目，力求统一。

一般而言，普通文献应按照《中图分类法》（第五版）进行归类，依据《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二版）进行著录；纸质文献和实体文献（文物）的归类和著录，国际上采用的标准差异极大，则应该召开相关专题国际学术会议，商讨切实可行的统一标准，并在实践中进一步修正、补充和完善。

1.2 文献目录的整理与交换

目前，国内外关于抗战文献的目录整理工作，尚属起步阶段，情况非常复杂。部分典藏机构虽有抗战文献的信息，但绝大多数尚需进行甄别、归类、建档和编目等基础工作。例如，斯坦佛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图书馆均有大量相关文献信息，而且比较完整。但是，这部分档案文献均散落在其典藏文献的总目中，需要精通英语、日语、俄语、德语等语种，且熟悉中国抗日战争史及编目工作的专业人员加以筛选、甄别和整理。

另外，部分海外典藏机构，由于人员编制少、工作任务重，业务重心亦不在抗战文献的整理上面。因此，这部分机构缺乏相对完整的文献信息。据笔者实地调研的数据表明，美国罗斯福总统图书馆，是海外典型的工作人员少、业务范围广、具体工作重的重要抗战档案文献典藏机构的代表。同时，该馆还兼顾其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相关职能。针对这部分典藏机构的实际情况，最好的办法是派出专业人员，或委托第三方，协助其整理、编制、完善典藏抗战文献目录。

这方面工作，可以参照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关于“日本国内亚洲主要历史材料的调查”项目的操作模式。自2006年开始，该中心委托神田外语大学对其国内几乎所有的各级政府资料室，各企事业单位及研究机构图书室，各类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等文献典藏单位，亚洲文献典藏情况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神田外语大学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对其国内时存相关文献进行了地毯式普查。该项目历时5年，截至2011年，连续发布三次《日本国内亚洲主要历史材料调查报告》《调查概要分析》和《收藏机构总揽》，将日本境内所有亚洲文献调查清楚，并编制完整的文献目录。

1.3 编制抗战文献联合目录

以上两项工作完成后，即完成了各国所属抗战文献目录交换和合作的基础工作，为实现编制抗战文献联合总目，创建联合总目录数据库的中期目标奠定坚实基础，余下的工作就只是文献目录翻译及合作权利与义务的谈判等技术性问题了。在大规模文献目录数据交换、共享方面，可以参照“CADAL” 项目或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与其他相关机构合作的成功案例。如2006年，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与公文书馆、防卫省、外务省等机构合作，建立具有80万条目录数据的数据库，进而利用数字化技术，建成1270万电子图像专题全文数据库，为全世界使用者和研究者提供免费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