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地方呆得久了，也就不想挪窝，总是生出些懒惰的思维来。如今到东南亚的模范岛国新加坡去学习，正巧可以换一个地方思考国家治理、区域治理、社会治理和城市的现代转型，也颇有益处。

10多年前，曾经到越南旅行过，匆匆忙忙，什么都模糊了，但是河内沿线的电视天线，大街上如流水般的摩托车印象很深，象极了80年代的中国。越南的发展程度与国内有一些差距，大家反而生出一点自豪来，不过这个自豪很快就被现实粉碎。在前进的步伐上，我们并没有多少值得炫耀的地方。

中国在东亚建立的朝贡体系伴随全球化时代的来临而一朝瓦解。南洋，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地理名词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成为中国与东亚各国关系的历史写照。

当我们在狂飙突进的现代转型中回望历史，回望故乡，来自历史和现实的差距，却也让人感慨。从1900年至1910年，孙中山先后8次来到新加坡，到处讲演，募集资金。这些曾经因逃难谋生长了见识的华侨成为推动国家转型的重要力量。100年过去了，中国现代化依然在路上，依然面临着现代转型的重任，身处异国他乡，让人感怀。

在华裔馆，南洋大学已经成为历史，述说着海外华人的家国之思，文化之痛。建校之初的南大，是当时海外惟一的最高华文学府，由南洋华人陈六使募资创立，首任校长为林语堂先生，它树立了海外华文教育发展的里程碑。不过，面对日益全球化的局面，面对衰弱的中国，文化终究敌不过吃饭的压力，海外中文高等教育式微。但哪想30年河东、30年河西，中国的崛起，让新加坡中文教育又开始兴旺起来。不过李光耀先生倒是很直白，他至今不后悔关掉南洋大学。文化传统最终做了现实的俘虏，“新加坡人”已经渐渐成形，华人已成渐行渐远的文化符号。新加坡不是中国的亲戚国，而是独立的国家。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杨建伟说，新加坡人骨子里都是英国人，为此我求证中华总商会秘书长谭先生，谭先生多次到过重庆，曾经在新加坡政府担任高级雇员。他毫不迟疑的点头认可，让我沉思良久。

在国家现代转型的痛苦嬗变中，给我们带来转型痛苦的是文化，让我们崛起的也必将是灿烂而悠久的中华文化。李光耀在回忆录里多次表示过类似的观点。无论我们如何的热爱中华文化，热爱悠久的历史传统，都应该相信，因为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会有一些人离开这片土地，去探寻新的生活。中华文化的伟大正在于她的宽容，一旦重新纳入现代化的轨道，回归世俗理性的人文传统，中国人的潜力将无比巨大。华裔、华侨资本也将成为推动中国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落后于全球化几百年，其中很大一个因素就是人口沉淀太多，人均资源贫乏。当年欧洲转移巨量人口到美洲，实现了人口与资源的大循环。中国南方的农民地少人多，活下去不易，也到南洋谋生，成就了华人的财富传奇和人口循环。可惜，明代禁海政策搞得太早，不然，华人在全球的生存空间会大大拓展，不至于像今天这样逼仄。新加坡，华人先民大规模讨生活的地方，在如此一个弹丸之地以35年时间创造了从欠发达到发达经济体的奇迹，在这边葱茏而美丽的土地上，足见华夏民族的智慧与聪颖。

不少人探寻新加坡成功的奥妙，生态立国战略，组屋制度背后的非福利化社会政策，不断更新的产业战略，精英教育与人才战略，不少的标签让人眼花缭乱。其实，无论生态也罢，福利转型也罢，高水平的教育也罢，都不过是一个现代社会应有的特征和目标。

我们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发展水平，而福利的不足、环境污染和城市治理滞后等问题，常常使得大家把目光聚焦到生态、公共福利等问题上。从发展阶段来说，从经济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后，无疑还有一个沉重的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由此带来的社会领域公共产品缺失和民生福利短缺，与经济领域的资本过剩、产能过剩同时并存，反应出发展的结构性失衡，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成了重要的政策目标。作为巨型国家，城乡二元社会现状使得我们很难同时高水平的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改进的双重政策目标，也就很难如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可以35年跑步进入现代化，我们的现代化之路，显然要艰难和曲折得多。

无论是改革前邓小平访问新加坡，还是2010年习近平访问新加坡，新加坡发展经验都给予中国高层和民众以深深的震撼。这种震撼，源自作为华人的同根同源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巨大反差，这种切肤之痛，是中国现代转型的力量之源。

学习，首先得有态度。魏淑哲，一位来自内蒙的女性，已入籍新加坡，是管理学院职员，大约30来岁，工作认真细致。她说，从来没有看到一个班像重庆的学员这么认真，每天8、9个小时的学习没有一个人请假，提问也最多，最晚的一堂课，居然提问了中午一点。虽然这让自己累，但是很开心很感动，在同胞的身上，她感受到了祖国崛起的力量。当大家离开新加坡的时候，淑哲流下了热泪。迄今，仅中华总商会管理学院已经培训1100批次的中国学员，态度不可谓不虔诚，但是要真正的学习好，也并不容易。

新加坡的组屋制度，背后的公积金制度曾经让高层印象深刻，但学习的结果，经济适用房如今已经变异，从上海学习新加坡公积金制度而来的中国住房公积金制度也逐渐变异，发挥作用并不突出，与新加坡组屋惠及82%以上民众的政策初衷相去甚远。今天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乱象，曾一度累及改革本身的正当性。重庆如何依托公租房、安置房政策，利用自身统筹城乡、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开展顶层设计，深入建设统筹城乡的国家中心城市，尤其是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值得深入思考。

那如何学习新加坡发展经验？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杨建伟所言，主要是学习思维和方法。太多的不一样的约束条件，使得全盘接受和不假思索的拒绝都失之草率。

真正值得学习值得关注的，是治国者对战略机遇的把握，对“势”的把握。新加坡的起飞，与二战后的国际格局深刻相连。在全球化的大重组大整合中，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为重新凝聚中国、越南等东亚民族国家的核心力量，在帮助这些国家赢得独立的同时，意识形态和民族压迫带来的双重壁垒，也必然充满历史的惯性，从而使得东西方的二元对立结构成型。西方殖民势力退出东亚后，发现新加坡是一个不错的据点，新加坡顺势而为，在文化上强化国际观念和英语的学习，在经济上为跨国企业落户创造条件，在法治上保留英国法律体系，由此直接集聚了这些先进要素，捡了浮财，从全球化的迟到者成为主动的接纳者。

第二波全球性的产业大转移经美国、德日等在60年代-80年代转移到新加坡、香港、台湾、韩国，东亚文化圈勤劳善良的传统文化人格与现代大工业的结合，再次推动了新加坡的崛起。产业的高速转型升级带来城市的巨变，由于人民行动党在成立之初对民众居者有其屋的承诺，于是在城市化起步阶段储备了大量土地，为后期政府做好事推行组屋制度奠定一个好的先决条件，这无疑有历史的偶然。重庆在城市化起飞阶段也储备高达40万亩的土地，为公租房的建设提供了基础，管理得当，对重庆新型城镇化将是大利好。深圳、上海、北京这些大量农民工未入籍的城市，任务将十分艰巨。反过来也影响城市的现代转型。

中国前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与石油危机之后的第三次全球性产业大转移终于历史性的契合了。1640年，世界近代史在英国开端；1840年，中国近代史开端。在全球化的缓慢进程中，我们迟到了200年。如果从整体的经济规模来考量，中国的全球化迟到了差不多300多年。在上一轮的发展中，是中国历史性的拥抱了全球性第三轮产业转移，并顺势而为，改革相关制度和体系。开放成为改革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30年后，中国西部再此面临金融危机之后，第四次全球性的产业大转移。这是历史赐予中国内陆发展的大机遇，抢抓这一轮全球性产业西进的大机遇，打造开放平台，增强开放功能，疏通国际通道，重组产业链、价值链，构建以服务跨国企业、重点骨干企业为核心的市场体系、产业体系、教育体系、行政体系，所谓与国际接轨的规则与体系，将是抢抓战略机遇，承接产业转移之本。

像新加坡一样，抢抓产业转型、城市转型、社会转型升级的战略机遇，当是其最核心的经验。

新加坡人，这个正在形成的群体由于多元种族的存在而显得有些概念上的模糊，人们更多的会说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欧亚人等等。透过一些教师、一些居民，我们或许从另外一个侧面了解新加坡人的严谨和诚信。

60多岁的刘纪鹏是一位幽默而认真的讲师，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主讲教育、产业和区域战略问题，颇有古文功底和绅士精神，他也因此要求学员着正装，尽管是一天的流动教学，在车上边参观边讲，但其严谨的态度和颇具战略眼光的分析，让人印象深刻。

钟俊源老师曾经是一名高级警官，短短的一堂课，他居然可以熟练的喊出每一个人的名字，这种本事，让学习者如坐春风，学习效果极佳。

崔东红老师，一位来自河北大学的语言学博士，早已经入籍新加坡，频密的语言表述，颇具感染力。

乘坐新加坡胜安航空的飞机抵新，我们对入境单的填写不熟，空姐韦姗姗前来帮忙，几位同学大为感动，专门写了表扬信，把形容词都用完了，赞美是最好的通行证，于是就此结识，并相约在新国再聚。

不料周六，姗姗真的如约前来，大家在临近新加坡河不远的一个颇小资的地方用餐。华灯初上，一场短暂的大雨后，空气更加清新。姗姗带来了2个朋友来，我们一行则有4人，大家都希望从对方那里多了解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民风民俗。

新加坡华人家庭大多已经移民三代，姗姗是75后，也是一位美丽的兼职空姐，出行一次大约获得100多新元。男友刚从泰国回新，姗姗却放弃了与男友团聚的机会，如约而来，让我们感受到当地华人的真挚与信义。

这里真是一个东西交汇的好地方，中餐、西餐、东南亚当地的，应有尽有，的确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重庆的饮食本来就五湖四海，味道很好，所以对于新加坡的饮食，大家倒没有显示出特别的兴趣。不料在付账的时候，姗姗非要请客，让我们面面相觑，大家推迟不得，只好顺了主人的意思，再次让我们感受真诚和热情。

对于重庆人来说，让女性朋友付账，是一件让人郁闷的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再找一个地方，答谢新国朋友，姗姗径直把我们带到了当地有名的老巴刹，“巴刹”在马来语中是“市场”的意思，如果用重庆话来说，就是大排档，喝夜啤酒的地方。老巴刹是东南亚现存最大的维多利亚时期的铸铁建筑。位于新加坡商业区中心的老巴刹最初是菜市场，现已改建为饮食中心，老巴刹的美食选择众多，聚集了各种当地美食摊档，从沙爹到海鲜烧烤，应有尽有。游客几乎可以在这里找到任何美食。由于它每天 24 小时开放，其特色更加明显。

老巴刹外面是露天的海鲜烧烤，颇像重庆的夜啤酒，空气中弥漫着香气。点一扎酒，十八新元，也点了几个菜，大家边吃边聊，颇为尽兴。姗姗实际上可以说汉语，当地叫华文，但是不能写，不能阅读。对中国的历史更是一无所知，于是大家急切的给姗姗讲起了历史掌故，希望帮助她恶补一下中国历史，场面温馨而滑稽。

对于我们这些热爱文化的人来讲，除了作为炎黄子孙的亲切感外，更希望来自文化的交流。无论国家多么繁荣富强，文化才是一个国家的身份和灵魂。

不知不觉到11点，姗姗坚持送我们，海风习习，树影婆娑，空气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友好和清新，大家几乎没有异国感觉，彷佛在解放碑喝酒后准备回家。鱼尾狮公园就在旁边，这份因人情之美带来的交流与友谊，让人品味“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意境与旷达。

2014年，印尼、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南组成的“东盟五国”的名义GDP总和首次超越“亚洲四小龙”台湾、韩国、新加坡和香港的总和。而在10年前，这五国的名义GDP总和仅是“亚洲四小龙”的一半。这是继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后，亚洲经济动力源将再次发生的重大变化。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给中国中西部和东南亚带来更多合作机遇，对于重庆来说，如今拥有自贸区和中新合作的机遇，已然是时不待我、只争朝夕、箭在弦上了。

作者简介：杜术林，网名“两江书生”，资深新闻人，专栏作者，重庆首届“十佳网络知识分子”，2017年度重庆市全民阅读推广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