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她是一座巍峨的城市，也是一座拥有英雄史诗的城市。

她历史悠久、积淀深厚、文明发达，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早在数百万年前，中华远祖就在这块土地上留下繁衍的痕迹，创造了灿烂的地域历史文化。到大禹时期，“禹娶涂山”开夔门而导江洪，“三过家门”而不入，为重庆文明史留下辉煌篇章。

从“武王伐纣”到巴子立国，从秦帝国建“巴郡”到宋王朝称“重庆”，从沿袭宋、元、明、清的“重庆府”到1929年民国时期的“重庆市”，重庆地区孕育的巴渝文明以其鲜明的地域特色为中华民族文明发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被长江、嘉陵江两江环绕的渝中半岛，是重庆城的发源地，是重庆的母城。它位于重庆城区中部，隔长江与南岸相望，隔嘉陵江与江北区相邻，在巴子立国时是“巴国”的国都，从秦王朝一直到民国时期，一直是重庆地区的“首府”，是地方政府所在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寇大举进攻，大片大片的国土沦丧，亡国的阴影笼罩在中华民族头上。为了保存国脉，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11月23日，重庆行营将渝中区学田湾省立重庆高等工业专科学校改建成国民政府大楼，12月1日，国民政府即宣布在重庆新址正式办公。重庆成为我国战时首都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指挥部，担负起战胜日寇、解除民族危亡和参与人类光明与黑暗的生死搏斗的重任。渝中地区也承载起抗战时期政治、军事、外交、科技、经济等重大社会活动中心的重任，记录下中国军民及国际友人艰苦抗战的艰辛和光荣。

根据1939年国民政府立法院实施的《都市计划法》记载：渝中半岛主要承担行政、商业、住宅三大功能。

在半岛西侧的上清寺、曾家岩、大溪沟、罗家湾地区约2平方公里的地域内是国民政府及中央各行政部门的办公机构。学田湾地区的德安里原是高级住宅区，1938年，政府征用作为蒋介石的办公、居住场所，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也随之入住。抗战八年，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以这里为背景展开。

而作为国民政府组织基本结构的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和考试院也悉数选址半岛西侧。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构的行政院以德国天主教堂为办公地；立法院、司法院及隶属行政院的蒙藏委员会设于中山一路义林医院；监察院、考试院入驻中山四路陶园。渝中半岛东端沿江的下半城地区自古是重庆的商业中心，沿江的码头、市场是人员物资的主要集散地。而政府迁渝，大量人员物资通过水路进入重庆，促成重庆主港朝天门的持续繁荣。

商业的繁荣催生了金融业的发展。随着众多金融机构随政府迁渝，重庆成为战时全国的金融中心。陕西路一带更是云集了150余家金融机构，时称“中国华尔街”。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川康平民商业银行、美丰商业银行、川盐银行等均设立于此。抗战时期，重庆金融业的繁荣，为工矿企业、社会建设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小什字、陕西路一带的繁荣带动了上半城的发展。抗战时期，上半城逐步发展成为重庆最繁荣的商业区。这种繁荣，集中体现在“精神堡垒”的选址上。1939年，国民政府决定根据《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在重庆市中心繁华地带建设象征重庆人民不屈抗战精神的“精神堡垒”，最后选址在上半城的都邮街与小梁子的十字路口。抗战胜利后，又在此修建了“抗战胜利纪功碑”。

根据《重庆市区域图》，市区内大坪、南坪等地都是规划中的住宅区，而位于半岛中部，夹于行政区与商业区间的住宅区则是配合军政要人、富商巨贾的居住而规划的住宅区。位于两路口的宋庆龄旧居曾被外交部租用，接待国外友人，后来宋庆龄寓居于此至抗战胜利。位于胜利路的陈诚官邸，则是陆军上将陈诚办公和居住的场所。

半岛中部的七星岗地区除有大量名人公馆外，还聚集了大量驻渝外交机构。1891年重庆开埠以来，列强纷纷在重庆设立领事馆或代办处，这些机构集中于半岛中部的领事巷地区。抗战时期，各国大使馆随国民政府迁渝，英、法、德等国利用原领事馆址作为大使馆在城内的办公地点；而前苏联及流亡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也在七星岗附近设立机构，七星岗地区逐渐形成使馆区。

渝中区现存抗战遗址108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处，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49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8处。

抗战的八年对于重庆是苦难的八年，同样也是荣耀的八年，重庆由一座地处西南的地区性中心城市，发展成为世界闻名的反法西斯名城。正如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发布的《还都令》中讲的：“重庆襟带双江，控驭南北，占战略之形势，故能安度艰危，获致胜利。其对国家贡献之伟大，自将永光史册。”渝中区也以其重要的区域地位和历史贡献永昭史册。

出版：重庆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