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生与死，是传统观念里最沉重的话题，甚至是“禁区”。而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就是传统观念的挑战者，他们行走在“禁区”里，一面见证“往生”，一面迎接“新生”。

5月24日凌晨，西南医院不复白天的喧嚣，静悄悄的手术室里，只有仪器在滴滴作响。众人围成一个半圆，向着中间的手术台，沉默、庄重地鞠躬。蒋娜站在其中，低垂着头，心情一如既往的复杂。

手术台上是赵伟（化名）的遗体。他是重庆市开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以来的第1000例捐献者，捐献的器官将让5个人受益。

赵伟的捐献是蒋娜促成的。她今年29岁，是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6月11日，是第七个“中国器官捐献日”。根据最新的《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2021）》显示，2021年共有肝脏、肾脏、心脏、肺脏移植等待者118924人活跃在等待名单中，而同期，仅有19326人接受器官移植手术。

巨大的缺口背后，是一个个焦灼等待的家庭和无数个关于器官捐献的复杂命题——关乎生死、情感和中国人千百来年信奉的“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

24岁

她独自在殡仪馆送别捐献者

作为器官捐献协调员，蒋娜承担的是整个捐献流程中“中心节点”的工作。从发现潜在捐献人、收集临床信息、协助医学评估、讲解捐献流程，到协助维护捐献器官功能、见证捐献器官获取……

可以说，一例器官捐献的全过程，都离不开她的协调。从业6年来，她成功促成180例捐献，至少帮助600余人重获新生,曾获评2020年度全国优秀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我是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你愿意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病人的生命吗？”自从当上器官捐献协调员后，这句话慢慢成了蒋娜的口头禅。在ICU外，她对很多家属都说过。

在避谈生死的中国传统家庭面前，这句话说出口，意味着蒋娜将背负很多情绪和责任。有时是沉默，有时是质疑，有时是谩骂，有时则是请求。

2018年夏天，23岁的小伙子李兵（化名）因抢救无效，进入“捐献状态”。他是独生子，父母文化程度不高，但意外开明，捐献进行得很顺利。

综合医学评估结果和家属意愿，李兵捐献了部分器官。手术结束后，遗体等待送去殡仪馆。

手术室外的长椅上，李兵的父母互相依靠着。俩人神色憔悴、佝偻着背，短短几天，就像老了十岁。

接到通知，俩人谁也没动。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巨大悲痛，让他们无法面对接下来的一切，无声地抗拒着送儿子去殡仪馆。

他们知道，去完回来，一个具象的人就要消失，从此只剩摸不到的想念。

“你能不能帮我们送他过去？”沉默良久，李兵的妈妈小心翼翼地开口，布满红血丝的双眼看着蒋娜，目光满是哀求和悲戚。

严格来说，这不是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作范畴。但面对一位母亲的恳求，蒋娜还是答应了。

蒋娜个子瘦小，扎着利落的高马尾，平时走起路来风风火火，马尾辫随着脚步一弹一弹的。她胆子大，曾经被十几个家属围着质问，都没打过怵。

但这一次她却“怂”了，24岁的小姑娘头一回经历这些，心里到底还是害怕的。她没敢搭着灵车走，而是打了辆出租车，跟在灵车后面进了殡仪馆。

手续办完，蒋娜坐在大厅等候。凌晨一点多的殡仪馆静悄悄的，空调开得很足，蒋娜胳膊上的鸡皮疙瘩一阵阵地“起立”，即使用手搓下去很快又会“站”起来。

她不敢抬头、不敢看窗外，只低头看着手机，心里暗怪自己以往看太多恐怖片。

如坐针毡地等了两个多小时，一切终于办妥，蒋娜坐上了返程的出租车。看着手里的火化证明和车窗外不断闪过橙黄色的路灯，她脑海中突然浮现出李兵母亲那双哀求的眼睛，所有恐惧随之消失了。

“我忽然意识到，他不仅是一个陌生人，他还是一个伟大的捐献者，是一个妈妈做梦都想再见一面的儿子。我只希望他能顺顺利利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那一刻，蒋娜如此清楚这份工作的意义。

此时，以往协调成功的捐献者们也在蒋娜眼里，变得立体起来。他们或是威严但慈爱的父亲、或是刀子嘴豆腐心的母亲、或是青春靓丽的女儿、或是仗义爽朗的儿子……

其实李兵不是个例，每年都有两三位捐献者是蒋娜送去殡仪馆的。但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害怕过。

淋过雨的人

总想为别人撑把伞

虽然从业以来，蒋娜挨过不少骂，但对于人体器官协调员这份工作，她始终存有一份使命感。因为她也是一名器官受捐者的家属。多年以前，她的母亲接受过眼角膜移植。

蒋娜的妈妈曾是个医生，失明对于一个医生而言意味着所有的职业理想付之一炬。看着妈妈的眼神日渐失去焦距，看向她的目光里不再出现以往那种或严厉、或疼爱的情绪，蒋娜心都碎了，年幼的她整晚整晚地睡不着觉。

排队等待移植的每一天都是煎熬的，每个响起的电话，蒋娜都盼望着是通知移植的好消息。然而一次次的失望，让她渐渐陷入了绝望。直到有一天——

“配型到你了，来医院准备手术吧！”电话里短短的一句话，让这个日渐消沉的家庭重新焕发生机。时隔多年，蒋娜现在都记得当时的心情：就像在暴风雪里，咬着牙走了很久很久，在即将冻死时遇到了一团温暖的火焰。

因为这段经历，多年后，蒋娜大学毕业，没有选择专业对口的护理行业，而是成为了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她把自己变成了一座桥，让无数生命在桥上通过捐献实现流转、新生。在这座桥上，蒋娜见证过很多震撼人心的感动。

2019年1月10号，44岁的刘杰（化名）在西南医院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他捐献出了全身可用器官和遗体。

刘杰未婚未育，等在手术室外的是他年逾七十的父母。晚年失独，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得互相搀扶着才能站稳。

手术结束，出手术室前，蒋娜罕见地犹豫了。见惯了生离死别，她很少害怕面对捐献者家属。经常跟家属谈话的她，逻辑清晰、口才极好，但这一次，看着两位年迈的老人，她嘴巴张了又张，实在不知道能说些什么。

看出蒋娜的为难，没等她挤出安慰的话，刘杰的父亲反倒先开了口:“儿子救不活不怪你们，捐献也是为社会做贡献，我们想得通。”蒋娜松了口气，搂着他的肩膀，来回摩挲了两下。

“我现在就只剩一个愿望，我想看眼我儿子的器官。我想知道他的器官好不好、能不能救人。”老人颤抖着声音，问出这句话时，青筋暴起的手用力攥着蒋娜。

这是一个非常规的请求，但蒋娜没有拒绝。她看着老人的双眼，郑重地作出了承诺:“手术室是无菌环境不能进。我跟医生商量商量，等会跟你们视频通话。”

经过一番沟通，蒋娜取得了主刀医生的同意，由手术室内发来视频通话，她在外面接视频，陪着两位老人看。

视频里，主刀医师面对着镜头，戴着无菌手套的双手，捧着一枚处理好的肝脏，对着两位人说:“您看，这是您儿子的肝脏，状态特别好，可以救人，您放心吧！”

“好，好，那就好，能救人就好。”看着那枚颜色健康的肝脏，忍耐多日没有掉过一滴眼泪的两位老人，瞬间红了眼眶，一边说着，一边摆了摆手，颤颤巍巍地往外走去。

空旷的走廊里，蒋娜立在原地，看着两位老人缓慢离开的背影，心里百感交集。时空突然被拉回了多年以前，她看见了那个年幼的女孩，抱着妈妈喜极而泣的身影。她意识到，那枚角膜的背后或许也有这样一对伟大的父母。

蒋娜的妈妈曾告诉她：“以后我走了，别把我埋了，埋在地里都让虫子吃了。我也要捐献，要帮助别人。”后来，蒋娜也进行了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

那个淋过雨的小女孩长大了，正努力为别人撑起一把伞。

“蒋老师，

我想知道爸爸的器官好不好”

“我爸爸的器官救了几个人？手术还顺利吗？”

“受捐者恢复得怎么样？有没有排异反应？”

“不好意思，又来打扰您。我爸的器官要是有什么异常，或者说不在了，请告知我，让我知道。我还是走不出来，对不起。”

……

2023年2月份，叶菲（化名）的父亲因突发脑出血离世，成为了一名器官捐献者。捐献完成的两个多月来，蒋娜多次收到她发来的信息。

亲人的离世不是一时的暴雨，而是此生漫长的潮湿。那场暴雨过后，叶菲在悲伤的沼泽里越陷越深，父亲器官的所有动向，是拉她上岸的唯一绳索。蒋娜深知这一点。

“喂，您好。我是重庆西南医院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办公室的器官捐献协调员，能麻烦你们帮我个忙吗？”思索再三，蒋娜联系了受捐者所在地区的相关机构，请求对方跟受捐者沟通，写一封信给叶菲，让她能够安心。

在遵守器官捐献双盲原则的前提下，这封匿名感谢信，辗转送到了蒋娜手中。她第一时间拍照发给了叶菲。

“恩人你好！十分抱歉，我们不知道您的性别，更不知道您长什么样子。我是肾移植患者，因为有了您的捐献，不用再依赖每周三次的透析，每天可以大口喝水、畅快淋漓地上厕所，对生活也重新燃起希望。恩人的肾脏将会在我的身体里融合、生长、延续生命……”

收到信后，叶菲第一时间发来感谢:“谢谢您。这些消息确实让我心里好受了一点，至少我爸还在，对吧？”

“他以另一种方式在这世间活着，用另一种方式继续看这个世界，会有人带他去不同的地方，看不同的风景。”蒋娜说。

“是的，我也是这样觉得。所以，这就是捐献的意义吧。以后，我也会照顾好我自己的。”父亲去世的两个月后，在蒋娜的帮助下，叶菲终于走出了沼泽，张开双臂，准备迎接阳光。

而桥梁上，关于生命和大爱的故事还在续写。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记者 林红/文 陈洋 受访者/图 陈洋/视频 林楠/主持